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8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该文介绍，近期，考古工作者在扎陵湖北岸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一处37字秦代摩崖石刻题记。这一黄河源石刻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现存于原址的刻石，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意义十分重大。 公开资料显示，仝涛2012-2015年曾主持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的发掘，入选2014年度国家文物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六大考古新发现”。2018-2019年主持发掘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再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六大考古新发现”。 仝涛文章发布后，遭到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等人的质疑。后者6月8日一早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文章《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石刻造假新高度》，其中直言：“铭文若如释文所释，敝人高度怀疑乃今人伪刻，这是石刻造假新‘高度’”。 6月9日，一名接近上述黄河源石刻考古队的人士向澎湃新闻介绍，这处石刻的发现和论证经历过一个较为漫长、复杂的过程，因为报纸版面有限还没来得及公布具体细节。对于该石刻的相关问题，如字形字义、秦代历法、经行路线以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等，研究者都已进行过“穷尽式”的搜索和论证。相关专家通过现场逐字摄影、拓片、临摹、三维建模等系统性的工作，查阅和比对大量文献和考古出土材料，并请教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才形成最终的认识和结论。 据仝涛文章所述，这处黄河源石刻位于扎陵湖北岸山坡半腰一处凸出的玄武岩基部，石刻为摩崖之属，刻文岩壁为中间高、两端低的菱形，壁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0厘米。岩壁表面上方有轻微剥蚀，中部有一道斜直的裂痕，壁面磨蚀风化较为严重，下方有多处残损剥落。按照岩石不规则的自然壁面，自右向左、自上而下凿刻文字，共计37字，分12行，每行2～5字，以3字一行居多。单字长5～7厘米，宽4.5～5.5厘米。 他称，该石刻镌刻字体为典型的秦小篆，所刻内容大意为：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一些方士，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他们于该年三月己卯日到达此地（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到达此行的终点）。 仝涛认为，石刻内容及其所在地理位置，解决了国人千古争讼的关于“昆仑”“河源”的精确地望问题，记录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遣使向昆仑山寻觅仙药的历史事实，补全了文献记载的缺失。当年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原内地使团之行，也实证了隋唐时期的“唐蕃古道”，在秦始皇时期已经打通了最为关键的环节。 其中，据潮新闻报道，从事神话学、文化史、先秦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宗迪在微博上表示：“《史记》记载，秦始皇26年灭六国，始议帝号，称皇帝，这块刻石称五大夫26年3月到达（黄）河源，元代都实奉命探河源，4月从临夏出发，经四个月方到达河源，以此类推，秦人出发最晚当在始皇25年的冬天或者秋天，此时，嬴政还没有称皇帝号呢（以上引自我的学生）。远在黄河源的五大夫是如何提前预见到秦始皇称皇帝的。况且，河源地区气候寒冷，冬天冰天雪地，道路难行，沿途粮草供应更是问题，人马不被冻死也会饿死，所以元代的都实选了初夏四月出发，历经整个夏天，八月到达河源。秦代方士早不去晚不去，专门挑寒冬天气上路去河源采药，是去采冬虫夏草呢？还是去送死呢？” 在刘宗迪看来，“2017年，有媒体报道里耶秦简中出现‘琅邪献昆陯五杏药’的简文，这个昆陯在琅琊，即今青岛、日照一代，正好跟《山海经》中的东南方昆仑相对应。这块刻石中出现‘采药昆陯’的说法，大概受到此简启发。这块刻石的时间，估计不会早于2017年里耶秦简见于报道之时。” 但在一名不愿具名的西部地区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看来，没有学者会在这种问题上造假。他称，文章内容中有清晰的照片和较为详细的论证内容，作者也去实地去调研过，“一旦发现造假，后面就都废了”。 6月9日上午，一名接近前述黄河源石刻考古队的人士向澎湃新闻表示，对于该石刻的很多相关问题，如字形字义、秦代历法、经行路线以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等，据了解研究者都已进行过“穷尽式”的搜索和论证。 这名人士介绍，石刻和岩画不一样，岩画画一个动物、一头牛，可能五千年前长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不太好判断年代。但是石刻题记有当时朝代独有的文字和写法，年代特征是很明显的。小篆流行于秦代和西汉前期，后来逐渐消失不用。此外石刻中的铁证之一——“大夫”的“合文”写法，是流行于战国——秦代的书写方式，后世非常罕见。“昆仑”中的“仑”字写法也是典型的秦代特征，偏旁为阜旁，写作“陯”，只有秦汉时期才这样写，比如湖南出的里耶秦简中的“仑”字，与石刻中的写法完全相同。西汉以后这两个字就写为山旁了。这些都是判断为秦代石刻的有力证据。另外，古代“昆仑”是连写的，“陯”字一出现一般就是指昆仑了，即便“昆”字不完整，也不妨碍释读为昆仑，毕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在“河出昆仑”的黄河源，近旁的巴颜喀拉山，之前已有不少历史地理学者论证为先秦时期的昆仑山。 “如果是造假的人，需要知道秦朝是这么个写法，还不能掺入后代用的字，这需要有多么渊博的学识，得潜心做多少研究工作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而且，这方石刻发现于荒无人烟的高海拔旷野无人区，有的人轻易到此地还会有生命危险，造假的成本太高了，也缺乏合理的动机。”上述人士表示。 该人士称，目前对于此石刻存在诸多的质疑和讨论，其并不意外，“因为这是个非同小可的发现，要改变历史、改变学界此前的很多既有认识，需要花一些时间，也需要更多专家学者亲临现场去考察和分析”。他还称，这对于黄河源区当地而言，可能是从未有过的关注热度，有这么一个事件、这样一个契机，对当地文化的发展、文物的保护都是一件很有利的事情。 另外在6月9日，澎湃新闻从青海省文物局一名工作人员处了解到，2020年青海的专家也曾发现过这处石刻，“当时考古研究院给我们反映过这个事情，他也给我们省局和考古研究院写过文章，但当时没有公开发表，那个就相当于一个简单的工作汇报一样，不是正式的学术文章，也不是正式文件。”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对于这处石刻，具体的他们还在核实，“包括是不是假的、是不是伪造的，这个都还没有经过专家的鉴定，都是他们学术专家学者在那边自己发表的一些文章，如果我们官方认定或组织专家鉴定了的话，我们会列到文物遗址遗迹里面，到目前还没有”。 当年7月，侯光良带领青海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团队的队员们在黄河源区展开有关古人类活动遗迹的探寻和搜索，随后公布了在扎陵湖湖域发现石棺葬遗迹的消息。 6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在其个人微博上转述了侯光良的说法——2020年7月，我们把扎陵湖和鄂陵湖北岸全部跑完了，当时在扎陵湖北岸距离湖边大约几百米的凸起岩石上，岩石很大也很突兀，我就想看看有没有岩画，结果看到的东西，让我大吃一惊，直接是汉字，而且是篆体，我头一昏，这地方怎么能发现这东西呢，再仔细一看，上面有皇字，非常兴奋，连忙拍照记录，回来进行整理研究，并上报相关单位。有这么几点是共识，首先这是古代遗物，不存在伪造，其次这石刻是国家行为，并非个人之力所能完成，字体造诣深厚，非常规范，并有车行到达非常遥远难以到达的河源，而且伴随有奏乐，这架势，非国家不能完成。 侯光良表示，至于石刻年代，他偏向于元代或者清代，元代和清代国家实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河源地区成为管辖的一部分，皇帝或者派人绘制地图，或者派官员祭祀河神，中央政府有现实需要。再加之河源地区风蚀强盛，过于久远难于保存。“当时还发现了石棺葬，我在朋友圈儿里把这个发现石棺葬这个事儿说了，因为这个皇字石刻关系重大，没敢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