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从伊朗德黑兰撤离，现在在邻国阿塞拜疆的刘女士告诉潇湘晨报记者，她是伊朗华人华侨联合会的一员，13日伊朗被袭击后，协会开始联络伊朗各省华人，为撤离做计划。 6月16日，刘女士接到撤离通知，当晚没有睡觉，联系撤离人员、整理名单。6月17日，华联会协调了四辆大巴车搭载了128名中国人，从德黑兰出发前往阿塞拜疆口岸，有留学生老师还有华人华侨，刘女士搭乘第四辆大巴下午五点出发。刘女士说，当时车上乘客都是惴惴不安的心情，到了夜里有人睡不着，偷偷抹眼泪，在车上她上下安抚乘客们不安焦虑的心情。当时车上还有一名孕妇，怀孕有七八个月了，在座位夹道打地铺一路躺着，刘女士起来走动时都要上前问问有没有不舒服。 在车上，刘女士还要整理出境人员名单向口岸报备，因为全程网络不好，要过很久才能靠着虚弱的信号发出去；这期间，还要和大使馆保持联系，还有德黑兰周边的撤离人员打电话，因为担心路遇关卡检查，刘女士还要提醒乘客删除手机里关于伊朗被轰炸地区的照片和视频。 刘女士说，一路除了上厕所没有停留，全程窗帘也拉起来，“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口岸，一定要把同胞们安全送达。”就这样，“操心了一路”的刘女士一行，在12小时后于18日凌晨5点阿塞拜疆口岸。这个口岸聚集了大量要撤离伊朗的人员，他们只能等待。 这期间，因为靠近阿塞拜疆口岸，手机有了信号，很多中国人就给家里打视频报平安，但是被口岸的工作人员看到了，他们准备上前盘问，刘女士赶紧上前翻译解释，最后配合删除了手机里的照片和视频；期间还有人护照弄丢了，刘女士带他们去补护照，结果第一本护照找到了，第二本护照又丢了，这时第一本护照已经挂失，刘女士又领着去办旅行证，但是口岸没有先例不接受旅行证不放行。开出旅行证还要发函给当地移民局，但是此时移民局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没办法刘女士只能去找使馆协调。使馆给到通知有旅行证就能过，但是口岸还是不认，卡了很久。 除了自己的团队，刘女士还遇到了伊朗当地请来的一名中国工程师，只有一个人，什么都不懂，刘女士不放心，给他解释了出境流程；还有一个公司团队，没有翻译，刘女士协助他们整理名单，帮助他们走完出境流程。18日晚，使馆派工作人员来到口岸上下沟通协调，最后全员，此时已经晚上23点，他们在口岸滞留了18小时。 “我当时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没吃东西了，从德黑兰到口岸期间发生了很多突发事件，时间一直处于紧绷状态，当我推开那个小绿门，黑蒙蒙的，我就看到那个红色的五星红旗，对面是咱们中国人，使领馆和阿塞拜疆的人来接应我们，当时我就软下来了，心里可太激动了，这辈子可能只有这么一次。”刘女士说道。 接着他们继续前往阿塞拜疆首都巴库，这一路上的气氛“大不一样”了。车上有使馆和商会的工作人员陪伴，让大家放心，车上有吃的有喝的，滞留的18小时他们都没吃东西，“落地了就心安了，人一放松就会犯困。”刘女士说，大巴走了四小时抵达阿塞拜疆首都，住进酒店已是凌晨三点，刘女士到酒店安顿好后，洗洗漱漱天就亮了，“我在伊朗待了十年，伊朗刚被袭击时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程度，之后撤离，我的心情既紧张又焦虑，逐步上升，这些天手机不离手，平时没有这么高强度的工作，脑子都是晕的。”刘女士说，后来，大部分中国人都回国了，刘女士也订了今天的机票，回西安。 期间，有人经历了加油站限购、高速排长队、层层设卡、机票涨价，有人最终自驾驱车9小时，成功带领公司团队全员转移到阿塞拜疆；有人顶着炮声和信号中断，最终成功撤离…… 不少人透露，在这一次艰难的撤离行动，让他们从战火纷飞中获得的支持力，正是来自于同胞之间的守望相助以及祖国提供的坚实“后盾”。 “突如其来”，这是不少当地华侨对于这场冲突的直观感受。刘志业在伊朗生活了20多年，早在2002年，他就到达伊朗，负责中石油渤海钻探在伊朗的定向井技术服务工作；后续他又创建了自己的团队，继续伊朗市场。 在外界看来，尽管伊朗的土壤似乎风波不断，但20多年以来，刘志业却坦言，类似于此次需要紧急撤侨的危机却不曾发生，直到今年，一些信号开始隐现：部分中资企业开始陆续停止施工，封存设备，减少人员，伊朗的局势开始变得有些异样。 回到家中后，大概凌晨3点20分，窗外突然传来的一阵咚咚声，将他吓了一激灵——“不会是开打了吧？”刘志业心想。随后群里不断弹出的消息佐证了他的猜想：空袭开始了。 刘志业所居住的区域在德黑兰第三区，这里聚集着不少机构，包括警察局、电视台、银行、高官住所等。以色列的第一轮空袭极具针对性，这里成为目标。 那一晚，分布在周围的爆炸声有远有近、断断续续持续了2个多小时。第二天一早，刘志业发现距离他一公里处的瓦纳克广场附近最高的建筑的尖部已经被炸飞，分布在周边的部分民房也难逃被摧毁的命运。 同步的变化还包括：商店不再开门、网络信号断断续续，最明显的还有战时限油，“等到16日我们离开时，每辆车一次只能加15升油。”刘志业说。刘志业的“偶然之举”，让他得以保障自己可以顺利开着车撤离德黑兰400km。 前往亚美尼亚边境，需途经距德黑兰200公里的加兹温市，这段平时仅需约2小时的路程，当天P先生却耗费了6小时。待他最终到达亚美尼亚时，全程已耗时两日。 刘志业在6月16日下午5点左右启动“撤离德黑兰”计划。“起初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还在保持观望。因为白天的德黑兰如同往常，大部分时候空袭都发生在晚上。” 但次日，断断续续的手机信号，让他开始有些不安；直到16日下午5点左右，刘志业突然收到以色列即将轰炸德黑兰第三区的消息，于是他便快速启动了“逃离德黑兰”计划，在联系大使馆确认后，立马带领同事开车逃出第三区，待第二天早上6点，又驱车前往伊朗-阿塞拜疆口岸阿斯塔拉。 “我们一共花了大约9个小时到达阿斯塔拉口岸，除了在伊朗出关时滞留了3个多小时外，其他路上都很顺畅。一方面是因为司机熟悉路况，抄小路躲避拥堵，同时也携带了备用汽油；另一方面也是大使馆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伊朗和阿塞拜疆当地华人联合会一起协助使馆组织人员撤离，尤其是阿塞拜疆，那个边境口岸过去是封闭的，这次是临时为撤侨开启，中国驻阿塞拜疆的公参和领事也亲自在口岸迎接撤离伊朗的中国人。”刘志业表示。 “撤离过程中，54岁的我两次掉眼泪，第一次是坐在车上走在Sada飒德高速上，离开德黑兰的那一刻，因为在这里生活工作了20多年，那条路也是我经常走的高速，想到战争的残酷，想到也不知道何时能返回，一种莫名的伤感使得眼泪默默地流出来；第二次就是进入阿塞拜疆看到五星红旗那一刻，以及在口岸等待的领事，深刻感受到‘五星红旗温暖中国心’以及什么叫患难见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