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江女士告诉潇湘晨报记者，12日她接到了一支伊朗旅游团，主要是中年人，还有两个老年人，计划是12日到14日三天。这支旅游团来中国已经八九天，行程从北京到西安到张家界再到最后一站上海，虽然已经走了这些地方，他们也没有江女士预想的疲惫，仍然很兴奋，说想去这里想去那里，一路上不停地问问题。 13日旅游团自由行动，13日晚江女士与领队确认第三天的行程，过了很久领队才发来消息说，他们的国家发生了战争，被袭击了，死了好多人，希望明天可以晚点出发。 14日，江女士来到酒店，与他们打招呼，“虽然笑着面对我，但是能感受到他们都是很揪心的状态。”当天的行程虽然正常进行，但是旅游团整体氛围很压抑、难过，他们也没有心情拍照了，很多时候都在和家人朋友打视频、打电话、发消息。旅游团领队还和江女士倾诉，炸弹落在他家一公里的地方，他的朋友在空袭中去世了，他很想老婆，很担心未来会怎样。分别的时候，江女士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一直说要保重保重，“他们心情已经很糟糕了，多说多问都是打扰。” 江女士说，他们14日的航班取消了，后来他们决定分批次回国，因为伊朗的机场有被轰炸的风险，他们只能先降落在土耳其，再想办法回到德黑兰。 “像这种事情，没想到发生在身边，做旅游团上会发生很多事情，也有很多不开心难过的事情，但是任何事情在生死面前都是小事，他们这个直接关系生死了，所以说，这是个我认为最伤心的团队。”江女士说。 以色列与伊朗的相互袭击已持续了近一周，战火之下，校园也已不再是安生之所。面对受限的手机信号、“越来越近的”以色列空袭，和对伊朗社会局势演变的担忧，正在德黑兰大学求学的中国留学生谢书缘与同学16日清晨出发，坐上了伊朗华联会组织的撤离大巴，历经19个小时，终于抵达亚美尼亚边境口岸Nordooz，再经数小时车程，终于在17日傍晚抵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 18日凌晨，谢书缘向澎湃新闻发来了他此行“逃离德黑兰”的回顾，平实的语言难掩这一路的跌宕与惊险。好在，谢书缘与同学已在埃里温顺利安顿下来。 伊以冲突刚开始不久的6月14日，德黑兰的局面总体上较为平稳。这一天是伊朗什叶派重要的盖迪尔·胡姆节，我们在走访德黑兰大学北校区的大超市时发现，当地并未出现疯抢物资的现象。我询问了一位在超市购物的伊朗人，他对以色列空袭并不担心，购买物资主要是用于庆祝节日。 本来，14日时伊朗仅仅加强了网络限制，导致有些网络无法使用。而一天之后，所有中国SIM卡的信号遭到切断，直接显示无服务。此外，由于以色列持续打击伊朗的石化工业并摧毁了许多油库，伊朗的石油生产和供应能力大受损，故而开始限制汽车加油量。 在这些民生必需品开始受限后，恐慌情绪逐渐在民众中蔓延，笔者家附近的菜店14日还在补货和营业，15日下午就已准备撤离。15日夜间，不仅有大量民众驾车逃离德黑兰，还有大量居民高喊口号宣泄不满情绪。 6月15日晚9点19分，笔者家附近的居民开始大喊“真主至大”，此情况还广泛出现在德黑兰诸多地区，一些地区的人们还喊出了反对政府的口号。由于担心伊朗社会失序，我们决定撤离德黑兰。因此，我们迅速报名了伊朗华联会组织的撤离行动。 推动我们决心撤离的另一个原因则是16日凌晨以军的空袭。当天凌晨两点多，以色列空军对我们家南部的一个防空阵地发动袭击，起初防空炮还在开火还击，但不多时就被以军摧毁。击毁防空炮后，以军的后续两轮空袭离我们家特别近，炸弹破空和爆炸的声音异常清楚。鉴于以军空袭离我们家越来越近，于是16日早上六点多，我们在伊朗房东的帮助下前往拓邦酒店集合，并于八点半登车撤离。 出发前，房东提醒我们，现在撤离德黑兰的人特别多，他的朋友在路上堵了四个小时动弹不得。果不其然，在出德黑兰经过卡拉季后，道路就开始拥堵。我们在卡拉季到加兹温的路上堵了差不多三个多小时，出德黑兰的路被车辆塞得满满当当，而回德黑兰的路畅通无阻。在加兹温附近的一个服务区休息时，我发现该服务区的饮用水几乎被伊朗人采买一空，许多伊朗人在厕所用矿泉水瓶接水龙头的水。 出加兹温后，道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车了，可能是当天袭击的重点在德黑兰，我们一路上也没有亲眼看到以军的空袭。这天德黑兰的形势更加严峻，留在德黑兰大学宿舍的J告诉我们，他的伊朗SIM卡也无法上网了，而下午乘坐华联会车辆前往阿塞拜疆撤离的W告诉我们，他堵在自由塔的时候，一枚伊朗发射的导弹从眼前飞过。 尽管道路总体畅通，但大巴车的速度实在快不起来，地图上显示十个半小时的路程，我们硬生生从16号早上八点半走到了17号凌晨三点多，花了总共将近十九个小时才到伊朗—亚美尼亚边境口岸Nordooz。 过大不里士后，我们经历了两次军警的登车检查，第二次检查时我刚刚睡醒，睁眼就中听见有人说：“一车中国人”，伊朗警察则打趣说：“一车疲惫的中国人”。 这一路上，驻伊朗大使馆都在持续关注我们的动态，我们有任何突发状况都可以与大使馆取得联系。当天撤离德黑兰的车不止我们这一班，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们通宵守候，为撤侨行动保驾护航。同样，国内的老师、家人和朋友也一直关注着我们，尽管撤离过程十分辛苦，但伊朗和国内都有人在为我们的安危着想，这一路我们也并不焦虑。 过伊朗边检时经历了一番波折。14日时伊朗方面就放开了对留学生离境签的要求（冲突发生前，伊朗所有留学生在离境前必须办理离境签，否则不能出境）。以德黑兰大学为例，校方领事处发布通知称：如有任何学生访问边境，我们将为其提供离境机会。通知还特别指出：护照仍在领事处的学生请于周日（15日）上午前往领事处领取。 出境伊朗时，边检不让W师姐出境，声称她的护照有问题，但又不指出具体原因。我们马上致电驻伊朗大使馆，在他们的帮助下师姐成功出境。还有一位拿学生签的Z同学在过关时遇到了困难，边检称他的居留（学生持学生签到伊朗后必须去办理居留）过期了两天，不允许他过关，要求他返回德黑兰。在反复给边检解释留学生出境政策无果后，我们致电大使馆打电话请求协助，但该边检拒绝沟通，不接大使馆的电话。最后，Z反复与德黑兰的有关部门沟通，在得到德黑兰方面放行的答复后，边检终于在他的护照上盖下出境章，此时距离我们到达口岸已经过去一个半小时。 在Nordooz口岸，我们遇见一名约旦人。我们很好奇他为什么会出现在伊朗-亚美尼亚边境，他说他去德黑兰看望朋友，本来买了13号下午去土耳其的机票，却没想到冲突在13号凌晨就打响了。随着领空的关闭，他和一车中国人撤离到Nordooz口岸，准备继续前往土耳其。 在这撤侨路上，为了尽量不上厕所，除了早上吃了一根香蕉和一根士力架，一路上我只喝了5瓶果汁。在出境伊朗后，我才吃了一枚水煮蛋。 入境亚美尼亚后，口岸没有任何出租车，当时不到6点也没有大巴车，我们反复询问黑车司机前往埃里温的价格，始终找不到满意的。该口岸的黑车司机有十几人，在我们询价时围在我们身边，气势咄咄逼人。 出于对人身安全的考虑，最后我们遇见了亚美尼亚华人来接撤离伊朗华人的大巴车，此时亚美尼亚黑车司机的头目过来向我们的领队沟通，说为什么要把我们这几个本来属于他们的客户抢走，还要求领队出示乘客名单，气焰十分嚣张。 他们还叫来了几辆黑车，堵在我们大巴车的前面，不准中国车辆离开。其他司机轮番上阵，情绪激动，张牙舞爪地反复强调大巴“抢”了他们的生意。为了打击他们的气焰，我们叫了车上的许多男士下来，证明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 黑车司机普遍说俄语和亚美尼亚语，但有一两个会波斯语。我们当中Q的波斯语最好，他便成为和黑车司机沟通的主力。当时，有一辆警车停在口岸门口，离我们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让黑车司机叫一个会说英语的警察来交流，他们却叫来一个说波斯语的黑车司机来和Q沟通。 经过一系列的沟通再加上我们是中国人，最后普通黑车司机都撤退了，阻拦大巴的车也开走了。但头目还在，并持续威胁我们大巴的司机，甚至上车找领队“协商”。因为领队长期在该口岸接人，也不能完全与这些黑车司机敌对，最后我们和他达成一致，交200美元“保护费”后才让我们离开。 在事件开始时，我们就和驻亚美尼亚的使馆领保处取得了联系，使馆回复表示已与当地政府取得联系，确保车队安全行驶。从Nordooz口岸出发，经过近7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在17日下午5点多到达埃里温市区。到埃里温后，我联系了以前认识的当地朋友，她不假思索地为我们提供了帮助。在我们用银联卡取到亚美尼亚德拉姆后，我们执意要补偿她，但她却慷慨地表示“It's no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