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宿整宿地睡不着，宝宝一脱离视线，就担心发生意外……”陈静的手机屏幕亮了又暗，暗了又亮。她熟练地点开湖南某幼儿园的监控APP，画面加载几秒后，一间教室出现在屏幕上。她一眼就找到了自家孩子的身影——他正拿着玩具鸭子蜷缩在角落，老师多次从身后走过，都没有停下来。 这所私立幼儿园当初承诺“把监控权限交到家长手里”，但陈静发现，自己越看越焦虑。屏幕里每个瞬间，都可能成为新的焦虑来源。而她并非个例。有家长表示，对于缺少监控的幼儿园，他们也始终不太放心。 “刷短视频时，经常被推送幼儿园虐童、老师扎针、孩子被孤立的新闻。”西安“90后”父亲李叙说。刚满三岁的女儿被送进托育园后，每天早上8点送入，下午6点才能接回。漫长的十个小时里，他有一种强烈的失控感。 这种焦虑并非空穴来风。李叙和身边不少“80后”“90后”都经历过“放养式”童年。成为父母后，他们格外想把当年缺失的关注“补”给孩子。 “之前乐乐的嘴角突然泛红，我和妻子都担心是不是在学校被欺负了。”李叙说，乐乐比较文静，事发后也说不清楚缘由。后来他通过观察监控画面，发现当天并没有孩子或老师与乐乐发生冲突。幼儿园统一给孩子们用湿巾擦拭嘴巴，李叙回忆：“我和妻子推测可能是湿巾导致的。更换后，过敏症状就消失了。”那一刻，他感到很安心。 但监控带来的“安心”，往往很短暂。画面无声、画质模糊、存在死角。“孩子突然哭了，你在屏幕那头干着急，不知道她是被欺负了、被批评了，还是尿裤子了。”李叙说。这种“看见却无能为力”的状态，反而让人更频繁地点开监控。 江苏某幼儿园教师杨妍（化名）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一天午睡时间，一个四岁男孩反复捣乱，从床上跳下来时不慎磕伤了手臂。事发时，她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墙角那个“小红点”。她知道，镜头背后，男孩的父母极有可能正盯着屏幕，审视她将如何应对。 那一刻，她不敢皱眉，不敢提高音量，只能挤出笑脸，尽可能冷静地处理。事后，家长调取监控，咬定老师没有照顾好孩子，并在家长群里公开辱骂。杨妍被叫进园长办公室，被告知：“只要孩子在班上出了问题，老师就一定有责任。” “当时刚开学，我和家长之间还比较陌生。”杨妍说，她能理解家长紧张孩子的心情，但如果在未经沟通、不了解来龙去脉的情况下，贸然在班级群公开“发难”，问题难以真正解决，“我必须让全体家长看到自己的处理态度，不能让家长刚开学就对老师产生误解。” 面对家长在群里的公开质疑，杨妍先是诚恳道歉，毕竟孩子是在自己眼皮底下受伤的。随后，她客观描述了多次劝阻孩子的经过，希望让家长们看到自己作为老师的负责态度。在妥善回应家长关切之后，她又私下与当事家长进行了长时间沟通，最终取得了对方的谅解与信任。 “压力”是杨妍反复提到的词。刚入行时，她对幼教充满美好憧憬——亲和、温柔、有感染力。但三年下来，理想被现实一点点磨灭：工作强度大、回不完的信息、处理不完的矛盾、还要在监控下工作……杨妍停顿了一下，“有时候甚至开始质疑曾经的选择。” 不过，监控这面镜子，照出的并非全是“对立”。南京家长彭苑给出了另一种声音：“如果家长总是以监控为把柄，把它当作要挟学校的工具，那确实不好。教师应该保留适当的惩戒权，这是正常的教学方式，家长应该理解。” 在彭苑看来，监控本身并无对错，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它。当家长用“监督者”的视角观看，教师就会用“防御者”的姿态工作。当家长愿意用“合作者”的身份沟通，家校协同才能真正成为可能。 意识到这一点后，一些家长正在主动做出改变。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过来人”家长，正在从“云监工”模式中撤退。 “有时候，家长需要退一步。与其盯着模糊的屏幕瞎猜，不如多跟孩子聊天、多观察。”李叙认为，监控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多关注孩子的状态才是最根本的。 陈静也坦言，自己以前比较敏感，总担心孩子在学校受委屈，所以看监控的频率很高。但后来她想通了：“家校之间多一分信任，老师才能更好地照顾孩子。” 湖南某幼儿园教师徐琳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要真正缓解家长的担忧，关键在于教育部门和幼儿园在教师资质、专业素养、软硬件设施等方面做好监督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