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山西、陕西、宁夏等多地相继宣布完成隐性债务清零目标，天津、湖南等地也提出2025年将“隐性债务清零”列为重点任务。

这一系列动作似乎标志着地方债务风险化解进入新阶段。

然而，结合财政部通报的典型案例和地方政策执行情况来看，隐性债务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仍需警惕。

2025年开年以来，地方政府已发行置换债券超3700亿元，山西、陕西、宁夏等地的年度额度完成进度较快。通过置换存量高息债务，地方平均融资成本下降超过2个百分点，部分省份甚至超过2.5个百分点，利息负担大幅减轻。

例如，青岛发行的39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利率仅为1.67%，湖北置换专项债规模达451亿元，均用于隐性债务置换。

财政部测算，6万亿元置换额度预计可累计节约利息支出4000亿元，将显著缓解了地方财政压力。 

隐性债务清零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债务置换、展期、资产盘活等方式，将高成本、非标债务转化为低成本的法定政府债务，同时遏制新增。

例如，天津提出“以债务偿还、隐性债务清零等11项重点任务为抓手”，湖南则探索“连环债清偿机制”。

这些措施旨在打破债务链条，释放财政空间以支持经济增长。 

内蒙古某市：通过融资租赁公司借款偿还存量隐性债务0.68亿元，却将其计入“化债”范畴，实际未减少债务规模。 

江西某市：以借新还旧方式偿还隐性债务15.48亿元，并虚报为“化债”，导致债务风险仅被延后而非消除。 

某直辖市保税区：向国有企业借款147.32亿元，其中73.97亿元因未用于“借新还旧”而形成新增债务。

中部某省某职业学校：以“以租代建”模式签订30年租赁协议，实质形成4.5亿元隐性债务。

部分银行违规为地方政府提供融资支持。例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某省分行，向某市河湖水系治理项目发放贷款12.76亿元，变相形成新增债务。  

这些案例表明，隐性债务清零的“数字游戏”可能掩盖真实风险，不应盲目乐观。 

当前化债主要依赖债务置换和金融工具，但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仍需依赖经济内生增长。例如，中部某省将188亿元新增专项债投向基建项目，试图通过投资拉动税收和土地收入。然而，若项目收益不及预期，可能加剧未来偿债压力。  

多地提出“压降融资平台数量”，但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进展缓慢。财政部通报的案例中，柳州、西安等地仍依赖城投公司承担本应由财政预算安排的项目，形成176.95亿元和26亿元新增债务。如何避免平台公司成为隐性债务新载体，仍是关键难题。 

财政部强调对新增隐性债务“终身问责”，但地方执行中存在监管漏洞。例如，